这份生存指南的前三篇文章花了不少笔墨来讲如何选学校、找工作、game the system。但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聊一点不一样的，就从《UWC 生存指南》诞生之初的一个小故事开始讲起吧。
2026 年春假，我与高中时期的两位挚友 Dongyuan Li 和 E_P_silon 在 Boston 相聚。某天晚上我们在酒店闲聊，期间我突然想到自己在春假刚开始的时候在 YouTube 上看过一期对 NYU 计算机教授谢赛宁的访谈。他在访谈里提到自己在上海交大读本科时有一份《上海交通大学生存手册》，从中受益匪浅。于是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也为 UWC 的同学们做一件类似的事情呢？这就是这个指南诞生的契机。
回到那期访谈本身——说实话我现在对谢赛宁在访谈里具体怎么描述《上海交通大学生存手册》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他曾提及那里面的一句话对他触动颇深： “（我们的体制总倾向于用一个量化的分数来概括衡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把政策评分作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么他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 这句话正是我最想在这篇文章里和大家聊的事情，因为它背后 “一直在做比较” 的本质其实可以被泛化到任何 metric：排名、薪资、award 数量、拿到的 offer、甚至是 LinkedIn 或者 Instagram 上面的点赞数和 follower 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会去追求的 “政策评分”；但归根结底这些也都是体制对我们的规训。学校、老师、家长、身边的同龄人……他们都可以是体制的一部分，裹挟着我们向前进。
说实话我曾经也一直是一个被各种体制的规训拽着走的人。譬如我在 UWC 的时候做的很多决定，包括课程选择、知行选择、参加竞赛的背后都有同一个 implicit calculation，那就是这个东西究竟在我的 college application 上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会给招生官留下怎样的印象？后来上了大学之后我其实也还延续的是同一套逻辑：GPA、research、internship offer……一路以来 metric 换了一批又一批但 “做比较” 的逻辑却一直都没有变。现在回忆起来我这一路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部分时间却都活在痛苦、迷茫与焦虑当中。说到底，这种焦虑是因为我已经完完全全把自我价值锚定在了一个来自外部的 metric 之上，而这个 metric 是永远在变的，所以我的自我价值也就永远不稳定。
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体制的枷锁，这大概率会是一个 fluctuating 的过程。但我确实开始不再因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内耗、开始真正能区分 “我在乎的事情” 和 “我因为 metric 而在乎的事情”。正因如此我在 2026 年的这个暑假也拒绝了一些不错的 offer 而选择去做一些我觉得更有意义、对我个人成长更有帮助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各位现在正在阅读的这份生存指南。
不过话说回来，metric 本身其实没什么错，它甚至是有价值的。就比如一个人的 citation 有一万，那他的文章引用量确实高于另一个 citation 是五千的人，这是客观事实。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也确实意味着前者在学术上更有影响力。但这件事度量的始终是他的某项成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只是我们好像总会不自觉地把这两者混在一起。这些年我慢慢觉得，真正规训我们的或许从来都不是 metric 本身，而是我们默认了 metric 会 carry signal：好像那个数字不只是度量了它所度量的东西，还顺带 signal 了我们作为一个人值多少。可 metric 从不承载这个，是我们自己把 “所以我更值得” 这层意思焊了上去。这就是为什么，那句 “如果一个人把政策评分作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么他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 不仅触动了当年的谢赛宁，也触动了今天的我。其实这也正是我们《UWC 生存指南》的创刊目标：帮助大家在 playing with the system 的同时又不被体制吞噬。
谨以此献给所有同样在体制里沉浮的 UWC 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