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生存指南的前三篇文章花了不少筆墨來講如何選學校、找工作、game the system。但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聊一點不一樣的，就從《UWC 生存指南》誕生之初的一個小故事開始講起吧。
2026 年春假，我與高中時期的兩位摯友 Dongyuan Li 和 E_P_silon 在 Boston 相聚。某天晚上我們在酒店閒聊，期間我突然想到自己在春假剛開始的時候在 YouTube 上看過一期對 NYU 計算機教授謝賽寧的訪談。他在訪談裡提到自己在上海交大讀本科時有一份《上海交通大學生存手冊》，從中受益匪淺。於是我當時就有了一個想法：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為 UWC 的同學們做一件類似的事情呢？這就是這個指南誕生的契機。
回到那期訪談本身——說實話我現在對謝賽寧在訪談裡具體怎麼描述《上海交通大學生存手冊》已經不太記得了，我只記得他曾提及那裡面的一句話對他觸動頗深： “（我們的體制總傾向於用一個量化的分數來概括衡量一個人……）如果一個人把政策評分作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麼他就是這個政策的犧牲品。” 這句話正是我最想在這篇文章裡和大家聊的事情，因為它背後 “一直在做比較” 的本質其實可以被泛化到任何 metric：排名、薪資、award 數量、拿到的 offer、甚至是 LinkedIn 或者 Instagram 上面的點讚數和 follower 數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會去追求的 “政策評分”；但歸根結底這些也都是體制對我們的規訓。學校、老師、家長、身邊的同齡人……他們都可以是體制的一部分，裹挾著我們向前進。
說實話我曾經也一直是一個被各種體制的規訓拽著走的人。譬如我在 UWC 的時候做的很多決定，包括課程選擇、知行選擇、參加競賽的背後都有同一個 implicit calculation，那就是這個東西究竟在我的 college application 上看起來是什麼樣的？會給招生官留下怎樣的印象？後來上了大學之後我其實也還延續的是同一套邏輯：GPA、research、internship offer……一路以來 metric 換了一批又一批但 “做比較” 的邏輯卻一直都沒有變。現在回憶起來我這一路上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大部分時間卻都活在痛苦、迷茫與焦慮當中。說到底，這種焦慮是因為我已經完完全全把自我價值錨定在了一個來自外部的 metric 之上，而這個 metric 是永遠在變的，所以我的自我價值也就永遠不穩定。
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敢說自己已經完全擺脫了體制的枷鎖，這大概率會是一個 fluctuating 的過程。但我確實開始不再因為一時的得失而焦慮內耗、開始真正能區分 “我在乎的事情” 和 “我因為 metric 而在乎的事情”。正因如此我在 2026 年的這個暑假也拒絕了一些不錯的 offer 而選擇去做一些我覺得更有意義、對我個人成長更有幫助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各位現在正在閱讀的這份生存指南。
不過話說回來，metric 本身其實沒什麼錯，它甚至是有價值的。就比如一個人的 citation 有一萬，那他的文章引用量確實高於另一個 citation 是五千的人，這是客觀事實。甚至在很多時候，這也確實意味著前者在學術上更有影響力。但這件事度量的始終是他的某項成就，而不是他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只是我們好像總會不自覺地把這兩者混在一起。這些年我慢慢覺得，真正規訓我們的或許從來都不是 metric 本身，而是我們預設了 metric 會 carry signal：好像那個數字不只是度量了它所度量的東西，還順帶 signal 了我們作為一個人值多少。可 metric 從不承載這個，是我們自己把 “所以我更值得” 這層意思焊了上去。這就是為什麼，那句 “如果一個人把政策評分作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麼他就是這個政策的犧牲品” 不僅觸動了當年的謝賽寧，也觸動了今天的我。其實這也正是我們《UWC 生存指南》的創刊目標：幫助大家在 playing with the system 的同時又不被體制吞噬。
謹以此獻給所有同樣在體制裡沉浮的 UWC 同學。